4年大学一眨眼就过去了，1953年夏天，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湘西安江农校。
在安江，他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但在这一时期，无论在目标上，还是技术路线上，他还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在大学里，袁隆平遇到了影响一生的恩师——著名水稻专家管相桓，接触到了经典遗传学。
当时政治要求一切向苏联看齐，遗传学所教、所学都是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学说和李森科那套。他们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遗传学。而管相桓先生则坚信孟德尔经典遗传学观点。在当时，这无异于异端。
到底谁才是伪科学，谁是真理，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到实证。试验证实了米丘林学说的致命缺陷。从1958年起，袁隆平决心回到经典遗传学，用它来指导育种。
这时的袁隆平要成为“杂交水稻之父”，还差一个契机，一种原动力。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往往是从灾难开始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间，一场谁也无法回避的饥荒岁月，向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席卷而来。
漫长的饥饿，如缓慢的凌迟，它的痛苦无与伦比，绝非撕心裂肺可以形容。袁隆平亲眼看到乡亲因饥饿在他面前倒下，全身浮肿、眼神无光。饥饿让袁隆平明白了一个天理，对于人类，吃饱肚子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
饥饿变成灵魂拷问，民以食为天，那么，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免于饥饿，这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天职。
1960年8月，为了响应中央发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袁隆平带着四十多名学生来到硖州公社秀建大队。他住进了生产队长老向家里。一天，老向拿着冒险换来的水稻种子，发出“施肥不如勤换种”的感叹。他诚恳地问袁隆平：“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
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在袁隆平的脑子里碰撞出火花，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人生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但实现它，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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