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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然论”还是“自由选择论”，这些论点都宣称女人渴望成为母亲。当怀孕生子象征着常态及人生旅途的必经之路，而母职被视为首要且至高的人际关系时，生育子女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母职的无形规范之一就是，应该遵循自然过程：即每一位女性都应结婚生子。
社会规训早已为女性制定好单一的人生规划，上头罗列着每个人必须随着时间推移而跨越的里程碑：求学、工作、结婚、为人父母。这套规则不仅规定了女性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同时，还规定了女性情感规则，社会认为，到了某些阶段，女性渴望当妈妈的母性就会被唤醒。
“女性即母亲”的社会文化深入人心，它的监督机制也非常发达。女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有意无意地输入某一天她将结婚生子的概念。尤其到了适宜年龄，结婚生子的压力几乎无所不在，她的朋友、同事、家人都会追问她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如何规划，以及为什么还没有生孩子。
当生儿育女成为理所当然后，社会只有一种声音，那些不愿为人母、后悔成为母亲的声音会被忽略、漠视。母亲们很难陈述她们想要孩子，或者不想要孩子的理由。随波逐流成为母亲成为一种常态。
在调查中，有一些女性表示，她们生孩子，是因为希望跟其他人一样生下孩子，而且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对人生、对自己的婚姻有帮助，但实际上并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我是否已经有能力养育他？我是否资金积累好了？我是否适合当妈妈？我想成为怎样的母亲？”这些问题在女性成为母亲前，并没有想过或理解过。
这种没有经过思考或个人衡量的被动决策，很难被称为“纯粹的自由选择”。可以说，孩子生下来，并没有经过刻意的规划，而是因为社会压力、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了，所以她就生了。
生儿育女不只被看作常规，还被看作是理想，仿佛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不想成为一个母亲不符合普遍的制度与规范。社会总是围绕着“女人该在什么时候当妈妈”，以及“应该要有几个孩子”这类问题打转，而不问女人是否渴望成为母亲及原因。
2004年，时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的彼得·科斯特洛呼吁，应该鼓励澳大利亚女性多生孩子。他的口号是：“为母亲生一个，为父亲生一个，为国家生一个”。他要求人民“今晚回家履行你的爱国义务”，并且污蔑不生育的选择是“自私的选择”，恨不能把她们送上绞架。
社会认为女性有义务、且应当心甘情愿地在为母之路上取得进展并加以实现。社会告诉女性，她们的个人选择决定了她们过着现在的人生，仿佛她们能够全权编排自己的人生剧本似的，也能全权编写不幸和悲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深受知识、歧视及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的道德体系的严格规范，这些影响了女性所做的决定。
社会文化的灌输，使女性将成为母亲视为唯一可想的人生剧本，这样的想法渗透到女性的意识中，挤掉了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案。尽管和过去相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确实可以决定她们要不要生育子女，但她们大多数还是符合预期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生孩子，并且生下“正确的数量”。
这种精神上的殖民出现在来自不同社会群体、走在不同人生路径的女性身上，而且往往隐蔽在自然论及自由选择论之下。当然，为了鼓励生育，社会也会许于奖励。比如，给母亲身份一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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