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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权有势的父母会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而大肆造假？或者，在没有欺诈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父母会花费数万美元聘请私人招生顾问，让孩子参加考试辅导课程，以增加孩子的机会，把孩子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的AP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简历建设和奋斗？
这种对名牌大学录取的痴迷源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痴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谁进入哪里利害攸关本文来源于【我的学习园地】。当最富有的10%的人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进入名牌大学的利益就增加了。50年前，申请上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焦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上了四年制大学，而那些上了四年制大学的人往往选择的是离家近的学校。大学排名也不像今天这么重要。
但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选择上哪所大学也是如此。如今，学生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可能录取得上的招生最严格的大学。父母的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专业人士阶层。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
这种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富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后代免受中产阶级生活不稳定的影响。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惊慌失措、地位优越的父母参与大学招生骗局。
在最近几十年里，优绩的含义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优绩的新含义侵蚀了工作的尊严，让许多人觉得精英瞧不起自己。全球化的赢家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这份成功是他们应得的？或者，这是精英阶层存在的自高自大的问题吗？
在对精英的愤怒把民主推向悬崖边缘的时候，关于优绩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我们需要问一问，修复脆弱的政治的办法是更坚定地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生活，还是应该在把人按才能分类及拼命奋斗谋生之外寻求公共利益？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关。
优绩至上的道德准则
优绩至上的问题不仅在于实践达不到理想。如果问题所在是实践未能达到理想，那么解决办法就在于实现机会的完全平等，在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无论人们生活的起点多么低，他们都可以向上流动到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即使优绩至上的原则得到完满的实现，这样的社会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是否令人满意，也值得怀疑。
市场驱动的社会会慷慨地给予成功人士巨额报酬，从道德上讲，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有才能的人理应得到这么多报酬。优绩至上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不应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滞留底层）。但拥有（或缺乏）某些天赋真的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因为自己的天赋而上升的人，应该得到比那些同样努力工作却没有市场社会所奖励的天赋的人更多的报酬。
那些颂扬优绩至上理念并将其作为核心政治方案的人忽视了这个道德问题，也忽略了一些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东西：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比起对移民和外包的抗议，民粹主义者做得更多的是控诉优绩至上的暴政。控诉者是有理由的。
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优绩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都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但完全遵照优绩至上原则，会让人丧失对上天眷顾和恩宠的感受力。优绩至上观念削弱了我们将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天赋和财富的偶然性时，我们能感受到与同伴休戚与共，但优绩至上的原则几乎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优绩至上成了一种暴政或不公正统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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