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众号：虚拟课程产品，看更多读书笔记，书摘和读后感。
【虚拟课程产品】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
儒与法的艰难融合
秦帝国的建立，让法家的建设成就达到了巅峰；而秦的速亡，又漫画般直观地展示了法家统治的缺陷。汉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秦对六国以武力征服所造成的创伤尚未平复，秦末农民大起义又添新创，社会疲惫，经济凋敝，禁不起乱折腾。所以汉初的政治风气是属于黄老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尽量不干预社会，与民休息；然而在法令制度层面，汉帝国仍然是法家的。汉朝建立六十年之后，汉武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儒家进入帝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那么，这一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春秋战国以至于秦，儒者一直是现实政治的边缘人物。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志向不得伸张，“累累如丧家之狗”（《孔子家语》）。孔门弟子的就业状况也令人不愉快。《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听起来还是有“有出息的”，那么，究竟哪些人做了“师傅卿相”呢？唐代的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替司马迁掰着指头数了一遍：“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未闻也。”数来数去，只有三个，比晨星还寥落。儒家以治平天下为理想，应当不排斥服务君主，就业状况如此凄惨，原因何在？同法家相比，儒家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本领的确略逊一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儒家谋求的是根本的解决，而非表面的解决。但总体上说，在高大上的理论和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儒家缺乏贯通之术。而儒家对于超越性的高洁人格的追求，则让他们与急功近利的时代之间始终存在隔膜，难以真正融为一体。当法家指引着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儒家的博士们参与了有关帝制初建的制度研讨，比如皇帝名号的拟议，封建与郡县的优劣，等等；可是，每一次，他们提出的建议都不能贴合统治者的心意——儒家的学者与法家的君主始终还是有隔膜的。
到了汉朝，儒家终于有了一次贴合皇帝心意的举动。“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在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好像没有人注意到皇帝尊贵的存在。刘邦满心愤怒，一脸落寞。就在这个时候，儒者叔孙通找到了刘邦，告诉他，陛下需要的是礼仪。叔孙通说，我们“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打天下我们不行，但是守天下，我们是有一套的，让我来广泛征求鲁地的诸生，让他们和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起草朝会礼仪吧。刘邦犹豫了一下，问：“得无难乎？”你所说的礼仪不会太复杂难搞吧？叔孙通拍着胸脯做了保证。刘邦又嘱咐他，你做做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得让它简单易行，是我所能做到的。两年之后，长乐宫落成，汉王朝又一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礼仪的规范、指引之下，整个朝见活动井然有序，“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又举行了宴会，从头到尾，“无敢欢哗失礼者”。刘邦心满意足，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到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是何等尊贵。
儒家初登汉朝政治舞台的身份，是礼仪专家，这一点并不奇怪。他们本来就是西周封建礼制的传人。想当初，陈胜起义，鲁国的儒生去投奔他，就是带着“孔氏之礼器”的。而刘邦跟项羽争霸，打到孔子的老家，“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但是，没有一个儒者会满足于“礼仪专家”这样单调肤浅的身份。他们的自我期许，是治国安邦、整顿天下秩序的人。对儒家来说，仪式、音乐、器具这些，都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涉及国家统治、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而“仪”只是它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仪”可以脱离“礼”而存在。刘邦对朝会礼仪的接纳，是实用主义的、浅薄的。能够往儒生帽子里撒尿、张口闭口“尔公”（你老子）的刘家老三，还能怎样呢？当然，刘季本人也从没想过要装斯文，人家不是说了吗——不要搞得太复杂，得让我能懂。
儒者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尽管如此，随着统治的日渐稳定，帝国的统治者也开始关心一些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了，比如本朝的历史定位、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及其表现形式。用当时的话语来说，就是“天命”的问题、“正朔”的问题、礼仪制度的问题。儒家的机会在一点一点地展现。汉文帝时，贾谊提出汉家应当为土德（而不是水德），需要改正朔，要“以礼为治”，未获实现。贾谊之后，另一位儒生公孙臣旧事重提。这一次，儒生的运气很好，“后三岁，黄龙见成纪”，黄龙是土德的标志符号。文帝于是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让他“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文帝还命令博士诸生讨论封禅礼仪。看起来老天有意兴儒，然而好事多磨。儒起源于东方的鲁，同样来自东方的，还有方术之士。儒生在西方的活动，往往与方士有关。而“天命”这一类的事情，本来就是超自然而非理性的，怎么可能少了方士的参与？最终，一个叫新垣平的方士玩儿大了，文帝发现被骗之后，兴味索然，“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连儒家也一起冷落了。而景帝，似乎从来都不喜欢搞这一套。
汉武帝即位之后，皇帝对礼的需求才再次勃发。武帝即位第一年，他的两位丞相魏其侯和武安侯“俱好儒术”，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又从鲁地请来了王臧、赵绾的老师大儒申培公，打算按照儒家思想改造国家，“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结果遭到了列侯的强烈抵制，“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于是天天跑到武帝的祖母窦太后面前去诋毁儒家。窦太后本来就喜好黄老之言，不喜欢儒家。第二年，御史大夫赵绾提出“无奏事东宫”，想把太后从权力中枢踢出去。窦太后大怒，抓住赵绾、王臧的小辫子立案审查。最终，赵绾、王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拟议中轰轰烈烈的改革全部作废。六年之后，窦太后去世，武帝才开始了和儒家的进一步接触。董仲舒贤良对策、公孙弘打破列侯为丞相的惯例，以丞相封侯，都是这以后的事情。
儒家学说与政治的结合，是通过儒生个人与政权的结合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权势的诱惑与压迫相伴，个人在欲望与操守中挣扎。
有人拒绝。叔孙通自告奋勇为汉高祖制定朝会礼仪时，邀请了鲁地的三十余名儒生进京。有两个人不肯去，他们不太瞧得起叔孙通的为人，觉得他是个马屁精。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关键的是，他们觉得制礼作乐这样的事情，必须要积德百年然后才可以做。而汉家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根本就没有制礼作乐的资格。面对皇权的诱惑，这两位固执的儒者简直要捂着鼻子逃开。“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快走开，不要玷污了我们！
有人迟疑。汉武帝刚即位就“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召请大儒申培公。什么叫“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派专使带着尊贵的礼物，用四匹马拉的车，车轮上绑着草以降低震动，取得更为舒适的乘坐体验。申培公来了，态度却是不冷不热的。汉武帝问他“治乱之事”，申培公只简单地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关键是看做不做得到。搞得武帝很无语。申培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他是老糊涂了吗？我以为不是。这位老人家，曾经与楚王刘郢同学，后来就做了刘郢的太子刘戊的家教，师生相处得很不愉快。刘戊即位之后，竟然把老师阉割了。“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申培公与汉家权势和楚地遗风的接触是如此惨烈，怎能不让他心生畏惧、厌恶与隔膜？这一次，他那两个一心要干大事、以为要开创未来的学生最终也本文来源于【我的学习园地】被逼自杀。申培公与汉家权势的接触再次宣告失败。
有人担忧。汉武帝征召的大儒之中，还有一位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倒是愿意合作的，可是“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当时还有一位六十岁的儒生公孙弘也在被征儒者之列。辕固生既征而复罢，道路相遇，公孙弘“侧目而视固”。辕固生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公孙先生，请你一定要秉承学术的良心说话，不要歪曲学术来迎合世事！
世事与学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学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独立于现实的思考，超越世俗权势，追求和谐美好的新秩序。法家的世界权势至上，弱肉强食、急功近利、刑罚严苛。儒者迂阔，志存高远，理想宏大，却涉世未深。选择拒绝的，停留在现实之外保存了自身的高洁；态度迟疑的，身体在现实中出现，心灵却漠然不动。辕固生应召而不得行，喊话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表明了他心中深刻的忧惧。那些携带着儒家理想进入严酷现实的儒者，终于可以用学术来引导皇帝，服务天下国家，获取功名利禄。服务天下国家与获取功名利禄两者不一定矛盾，关键是皇帝的态度、权势的取向，以及现实的统治国家的需要。妥协是必需的，然而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是“允执其中”的？
在美国不长的历史当中，妥协（compromise）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语。《独立宣言》要不要谴责英国国王对奴隶制的态度？杰斐逊的初稿里是有的，可是在最终的定稿中被拿掉了。因为这会伤害到蓄奴州的感情，从而破坏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谋求独立，这是目标。为达此目标，必须妥协。真正有理想而善实践的人，都懂得妥协的艺术，他们不回避矛盾，善于讨论，积极调整，让各方利益达于平衡，最终获得同意，向前推进。他们也从不梦想一蹴而就，而是心中目标明确，脚下步伐稳健。这种人才是推动变革的真正力量。
这些善于妥协的人，多半都有被后人耻笑的黑历史。第一个儒生宰相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每次上朝议事，都只是把问题和解决方案摆出来，让皇帝自己选择，从来不肯对皇帝直言相谏，或与皇帝当面抗辩。这种态度，无比自信的汉武帝当然是喜欢的。公孙弘的从政风格，司马迁总结，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法家的规章制度、办事方法，公孙弘都熟悉，但是他又比他们高明，能够用儒术来装饰这些东西，让它显得高大上。汉武帝当然喜欢。官至御史大夫，同样得汉武帝欣赏的兒宽，“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兒宽是靠着法家张汤的推荐上去的，张汤之所以欣赏他，是因为他能够“以古法议决疑大狱”，同样也是法家的馅料，儒家的包子皮。汉武帝重启封禅计划，“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兒宽说，这种大事，只有圣主才能裁定，还得陛下自己来。“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关于大儒董仲舒，后世也有负面评价。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说：“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此处的“帝”意指汉武帝。董仲舒“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
所言皆是；然而，也正是这样一批人开启了以儒家学说改造中国政治思想的先河。“驭下以深刻为明”，“决狱以惨酷为忠”，汉代的政治伦理是简单粗暴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妥协是不可能“进入”的，而只有“进入”才有改变的可能。司马迁没有回避对叔孙通的批评，但他同时也承认：“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而公孙弘则建立学官，开始更为系统地培养、选拔儒家人才。兒宽在皇帝身边虽然没有“面折廷争”的傲骨，但是，他治理地方的状态，却真真切切地展现出儒者官僚的新气象：“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他允许老百姓拖欠租赋，后来遇到军事征发，兒宽因为不能完成任务，评比落后，应当被罢免。属下的老百姓听说之后，“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争先恐后地主动交租。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法家认为，仁义是没用的东西，只能害自己，不能改造别人。而兒宽的做法则昭示了“仁义”的治理功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举行了儒家最高级别的祭天仪式。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法家思想深重的皇帝，但是他的身边已经有像兒宽这样的最初的儒臣。
“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