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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彭慕兰
副标题: 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内容简介：
《大分流》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代表作，畅销20年而不衰。
在这本书中，基本文来源于【我的学习园地】于大量的材料，彭慕兰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及其核心地区经济发展，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在彭慕兰看来，175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相似。中国和日本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并不比西欧差，整个18世纪旧世界的核心地区都面临着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局部短缺。东西方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无明显优势。
欧洲在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以后，500年前大分流开创的世界经济是否已经终结？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试读
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大部分历史学家都着眼于经济最顶端的大商行，指望透过它们来解释欧洲为何独一无二。然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论点（例如关于消费的种种论点），有时比本书第一部里探讨过的那些论点还不精确。这些论点根据一个明确且相当简单的“完全”市场模型或可量化的财富衡量标准，主张最有利于集中式资本积累（亦即“资本主义”）的条件，除了产权（包含牢固的金融资产所有权）和竞争性市场的普遍发展，还包括使某些人得以借由规避竞争性交换、限制他们的债务、取得垄断和包收税款等非市场性或反市场性特权来获利的作为。
由于这些说明资本积累如何“顺理成章”的论点往往彼此矛盾，因此难以拿来比较或讨论。尽管我们只要举出一个亚洲社会的案例，便可驳倒第二章里关于市场的那些论点，但关于欧洲独有之“资本主义”的论点，则需要拿更多样的案例来比较。更进一步来说，虽然我们在这一章里的确找到了一些欧洲真正具有的组织性优势，但在1800年前的世界，这些优势似乎只能应用在极少的作为上：主要是战争、武装长程贸易和拓展殖民地。因此，探讨这些议题，最终会把我们的目光导向欧洲境外贸易与殖民地拓展的政治经济制度。诚如我会在第三部分主张的，欧洲人在欧洲境外的活动在当时至关紧要，而这与其说是因为这些活动导致资金积累，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大大增加了有形资源的供给。
布罗代尔已详尽说明，在前工业时代的整个旧世界里，大商人之间究竟有多少共有的特色。这些特色包括被他称为“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习惯作为：在“透明”的竞争市场外营运，把重点摆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不需亲身接触的交易，使用信用制度来防止现金不足者（从资金不足的工匠到从事过多活动而资金周转不来的君王）与可能的竞争者打交道，在高收益的活动之间来回打转，等等。也就是说，资本家精于“把资本安插进不间断的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或许是个更为恰当的说法）”，而非精于哪种货物的生产。[1]
这种无法安于一项事业的现象，原因之一在于前工业时代的世界，没有哪个产业能为最成功的商人提供足够的经济前景。布罗代尔指出：“商人未专攻一项事业，乃是因为他所能投身的商业领域，个个的发展程度都不足以吸收掉他的所有精力。有个太常被信以为真的说法，说过去的资本主义规模不大，乃是因为缺乏资本……事实上，商人的通信和商会的备忘录显示，商人想把资本拿去投资但却苦无去处。”[2]这一资本过剩的现象，直到19世纪技术快速改变后才改观，技术的快速改变使投注大笔资金购买那些改造实际生产过程的设备变得有利可图。此前的成功资本家始终面临着“该把利润再投资于何处”的难题，且由于仿效者倾向于使原本高枕无忧的独占领域里出现竞争，使原本的高收益减少，因此这个难题便更加恶化（这也使数种能提升身份地位但不具生产效益的利润使用方式更加受人青睐，这是其他学者比布罗代尔更加强调的一点）。
于是，布罗代尔主张，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只有在非常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真正变得呼风唤雨，权倾一时。唯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会把财产所有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使资本主义的家庭得以通过数代逐渐积累自家财产。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欧洲和日本满足这些条件。[3]他主张，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国家的权力太大，使有钱的非统治阶级无缘过上高枕无忧的日子；在印度，种姓制度加诸职业的限制，虽然使大商人能保有某种程度的安稳，但还是不够安稳，同时还使他们无法随心所欲投入新的商业活动。[4]
针对欧、亚两地对待财产的差异，乔杜里也提出类似但较狭隘的主张。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乔杜里特别着墨于1500年后有利于实现投资的欧洲商业形态，也就是接受存款的公立银行和股份公司。[5]乔杜里提出这些论点时，以韦伯的主张为依据，后者主张只有西欧成功发展出了使商行、委托人和代理人三方的资源能可靠地区隔的观念和会计制度，使人得以计算出真正的盈利能力，从而把资本积累最大化。
然而，晚近的研究动摇了这些说法的可信度。例如，中国的会计制度比韦伯所认为的还要先进与复杂许多；研究也发现只有相当少的西方商行才采用所谓最“合理”的西方会计制度，直到19世纪晚期“经理人挂帅”的大型商行大行其道才改观。[6]许多中国商行数百年营运不辍，尽管它们并未能完全不受家族起落影响。商业家族的记录特别稀缺，因为这类成就很少受到吹捧，[7]但还是有一些例子幸存至今。像是瑞蚨祥经营数家绸缎店铺，营运超过三百年，而食品加工公司玉堂酱园从1776年开业，也存活到1949年后。[8]天津有数个代代相传的商行，从18世纪（或甚至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久久不衰。[9]如果更广泛检视经商世家，会发现即使中国只有少许世袭性的官职且（如先前已提过的）不可让予的土地极少，还是有几个经商世家存续了千年或更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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