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朱光潜先生从诗这种文学体裁入手，教我们如何领略诗歌的妙处。接下来一讲，我们就聊聊小品文。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裁，有游记、速写、随笔、杂文、寓言、尺牍等等。古人认为，它们和诗文这些正统文学相比，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统称为小品文。
一、脱胎于编年记事的日记
我们先来讲日记。有人考证说日记脱胎于历史中的编年体纪事。历史是究其本源的学问，要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但在追溯之前，需要搜集那些孤立杂陈的历史事件，近代学者们称之为“资料”，而编年体纪事就是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的一种方法。
中国古代设有史官，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史官就赶紧记下来。一开始往往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就是编年纪事，如孔子删注的《春秋》，就是最早的编年体。在西方，最早的国家历史著述也是编年纪事，但作者往往是中世纪寺院的僧人。
因为作者不同，两者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春秋》纪事是国家行为，以某个国家为中心，所以很少记录个人琐事：西方编年体著作是民间行为，以作者为中心，记载每日所见所闻，可能是国家大事，也可能是私人的琐事。后者就是日记的雏形。
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日记，最早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17世纪才开始兴盛。而在国内，日记这种体裁直到晚清才出现，比如曾国藩日记、李鸿章日记，等等。在此之前，我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一种过渡体裁，叫笔记。其实《论语》就是一种弟子们记载孔夫子教诲的笔记。
到了宋朝，笔记体开始日益发达，像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沈括的《梦溪笔谈》，欧阳修的《归田录》、洪迈的《容斋随笔》，等等。它们或记述自己听到的奇闻怪事，或品评人物，或讨论诗词，或记载朝政，或记载当时的风俗习惯，内容非常丰富，个性化也很强。
这些笔记，包括后来的日记私密性非常强，作者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本人赏析，而不是公布于外，甚至流传于世。因为没有其它读者，它们写的无拘无束，可以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不用刻意隐瞒避讳，也无需说漂亮话儿装点门面。
正因如此，这些笔记或日记可以成为正史的有力补充。官方修史时通常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很多地方只能采用春秋笔法。此时我们就可以借助私人日记来弥补这一不足。就像英国十七世纪发生了很多大事，瘟疫、大火、内战等等，在私人日记里都有翔实的记载。
并且，通过日记，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真实的一面。日记可以成为作者的“树洞”，自由地展现内心那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实且多姿多彩，既不会让人觉得单调，也不会让人觉得全然陌生。因为这个缘故，读日记永远都是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找一本读一读。
二、一念顿悟，突然在心里开花放光
讲完了日记，我们再来聊聊小品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随感录。朱光潜先生认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有逻辑、有因果，是“想出来”的，一类则是灵光乍现，是“悟”出来的。“想”更多地出自人力，“悟”则来自天机。像随感录这类小品文就是“悟”出来的。
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想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长于直悟而短于推证，因此历史上很多散文作品就属于随感录，比如说《论语》。它没有系统、没有章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就随时记录，意到笔到，意完笔止，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各个绽放光彩。
比如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再比如说，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整部论语就由这样简洁隽永的小句子组成，单篇看很零碎，但结合在一起看，就有了一贯的生命，这是因为作者的人格始终贯穿其中，形成了一个杂而不乱的整体。
继《论语》之后，南北朝的《世说新语》也是部成功的随感录。它里面每个条目篇幅都不长，简单而深刻，平易而微妙，独立成一个个小天地。它们如一颗颗小种子，不经意间就在我们的心里开花放光，让我们会心一笑，默契欣喜。
随感录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之处，相反，西方思想更擅长推理和分析，以结构见长。所以西方著作往往都是宏篇巨著，并且会有一个框架，就像建筑一样，有地基有梁柱，然后才是砖瓦，架得起也能拆的开，条理也极为分明。
但除了宏篇巨著，西方也有短小隽永的随感录，又称为格言。这种体裁源于希腊的哲学家希波克拉底，他创作了西方第一部随感录，很多格言流传到了今天，比如“性格决定命运”，比如“醒者共有一个世界，睡者各有一个世界”，比如“我们不能在同一河流里洗两回脚。”
西方的格言贵在简洁有力，可以把平常的道理讲得生动活泼。它的产生有两重目的，第一是生活化的，即把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经验进行总结，用于指导生活；第二是艺术性的，用令人一听就心生欢喜的语言，给苦口的经验良药加重糖衣，使人容易接受、记忆并加以流传。
随感录在法国最为成功。这是因为十七、十八世纪，法国人喜欢在客厅里举办沙龙，并以在沙龙中讲漂亮话为荣。所谓漂亮话不是说要滔滔不绝，而是言语精当动听、微妙精巧，既要委婉也要富有锋芒。随感录里写的最好的就是大哲学家帕斯卡尔，它最有名的格言就是：
“人只是一棵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但是会运用思想的一棵芦苇。要摧毁他，无须全宇宙都武装起来，一股气，一滴水，都够致他死命。但是在宇宙摧毁他时，人依然比摧毁者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死，知道宇宙比他占便宜；而宇宙却毫不知道。”
从这则格言我们可以看出，要写出第一流的随感录，作者得同时具备哲学家与诗人的两重思维。作为哲学家，他能看得高远也能看得微细；作为诗人，他能融情于理，给随感录裹一层最美丽也最令人心动的糖衣，让人们愿意品味，聆听它们在内心开花放光的声音。
三、纸短情长，尺素寸心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书信，古人称之为尺牍。书信的功用在于以书写的方式来传情达意，这里的“书”，在古文中有“舒服”的“舒”和“如果”的“如”两层含义。“舒”是舒达心意，“如”是言语如心，所以“书”就是笔谈，用书写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心声。
书信和一般的书籍不同，带有一种很强的私人关系。信件如鸿雁，联系的双方或是亲朋好友，或是主仆师徒，或是亲密恋人。信中往往也会蕴藏着情感，要么亲切要么疏远，要么爱慕要么怨恨。朱光潜先生甚至认为，一封看不出私人情感的信，压根就没必要发出。
古代的书信有各种名称，给皇帝或上级写的信叫“奏议”、“上书”、“章表”或“禀”、“呈”，给下级写的信叫“诏令”或“旨意”，平辈之间的信叫做“书”“启”“笺”“牍”等。其中“书”是正式的书信，而“牍”是私人间的谈心，简短而富有人情味儿。
统观中国书牍的演变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即汉代、魏晋、盛唐、北宋，以及晚明。汉朝的主流文化是大赋，文章风格堂皇典雅，看起来如踩高跷，与日常生活始终隔着一层。只有在尺牍里，我们才能看到一种平易近人的文风。
比如汉朝名将马援退休时，光武帝给他写了封尺牍：“卿归田里，曷不令妻子从？将军老矣，夜卧谁为搔背痒也？”就是说你回老家，为何不带老妻一同归去？将军年岁已高，夜晚卧床，老妻不在身侧，谁给你挠背呢？这封信写的，关切之中带着调笑，令人读后莞尔一笑。
到了魏晋时期，书牍也开始染上了辞赋华丽堂皇的风格，不过在早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汉朝简洁隽永的遗风，尤其是曹操的书牍，英气勃勃中还有着一副柔情侠骨，比如他在遗嘱中嘱咐家人把多余的香分给侍妾，并让她们作鞋子补充家用，暴露出非常可爱的一面。
等到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始倡导古文运动，这是对六朝绮丽风格的一种革命。但两位古文大家有意摹仿汉朝文章，不写信则已，一写就是长篇大论，不似家常口吻，细看有装腔作势的嫌疑。而且在唐朝，人们也不太注重尺牍作品，像韩柳文集，就没收录多少书信。
再说宋朝，宋人的文章风格大体继承唐人，可是多少变得平淡轻便。因此宋人的书牍比较平易近人，尤其是苏东坡，诗文书画如行云流水，意到笔随。一般人强作“雅”词，却“雅”得俗不可耐；苏东坡的风雅却是他的自然本色，其尺牍小品文信手拈来，妙绝天下。
最后是明朝，包括尺牍在内的小品文风气大盛。但明朝人的尺牍也像他们的书画诗文一样，爱做表面功夫，看似风致翩翩，但缺乏真正的生气，“雅”到极致就变得俗不可耐，说艳丽他们和六朝相距甚远；说隽永他们也只是捡拾苏东坡的牙慧而已。
在行家看来，书牍虽是小道，却是最家常亲切的艺术，大可以见一时代的风气，小可以见一人的性格。可惜到了现代，人们越来越不爱写信了，尺牍文化也渐趋没落。木心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种慢慢等信的心，终成往事。
讲到这里，这一讲就结束了。朱先生谈到了日记、随感录和书信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品文，讲述它们的发展历程，以及古今中外的比较。它们就像一朵朵的小野花，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点缀我们的读书生活，别有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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