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连续发声，要实施“大语文”改革，说让学生既能真正体会到阅读的乐趣，也能读懂读透文章，从阅读中汲取营养。如何学好语文，就变成了一种刚需。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述朱光潜先生学国文的经历，来聊聊如何才能学好“大语文”。
一、私塾就读，偷读禁书
朱光潜出生在安徽桐城乡下，家境虽然破落，但一直保持着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他的祖父叫朱道海，考上了秀才，和当时的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交情匪浅，虽然在科举仕途上不是很顺利，但凭借自己的学问，被聘为桐乡书院的教习。
朱光潜的父亲叫朱延香，是位乡村私塾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思想开明、胸襟旷达。他曾写了一幅对联张挂在厅堂：“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胸襟”。对联中写到“欧风亚雨”，暗含中西兼容之意，后来成为朱光潜先生治学的趣向。
朱光潜在15岁之前，一直由父亲亲自培养，接受的是严格的私塾教育。这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朱光潜的童年就是在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选》和《古唐诗选》中度过的。他读完了整本的《书经》《左传》，听私塾里的学长读《诗经》，听多了自己就会背了。
直到晚年，朱光潜对《诗经》仍背得滚瓜烂熟，可见童子功的好处。他感慨古代那套“先背再讲”的教法有一定道理，很多时候读书用眼看不如用耳听。年少时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过去，即使当时不明白，但长大后却能不断产生新感悟，其中意味很是深长。
对此台湾的蒋勋先生心有戚戚。小时候他父亲教他背唐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始终理解不了那句“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后来去海外留学，有年暮春看到落花纷纷，突然想到这两句诗，立刻明白了里面的思乡之意，禁不住潸然泪下。
朱光潜的父亲只让他苦读应试的书籍，不准他翻阅大人看的书。但小孩的好奇心可不是一纸禁令能阻止的，父亲不在家，朱光潜就偷尝禁果，看父亲的藏书，觉得偷看的书更有滋味。比如说，父亲正经地教他读《左传》，可他更喜欢《史记》《战国策》这类闲书。
朱光潜有位族兄，每年都从集市上买批书回家。通过这个渠道，朱光潜读到了梁启超的著作，包括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三杰传》。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等人领导资产阶级复兴运动的故事，对处于穷乡僻野的朱光潜来说，不啻于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梁启超的文章引发了朱光潜对小说、戏剧的兴趣。背着父亲，他从族兄那里借来《红楼梦》《水浒传》《琵琶记》《西厢记》等偷看，从中知道了何谓“才子”“情种”，知道了在应试书之外，还有一个充满了美学和情趣、五彩斑斓的新世界。
朱光潜晚年曾回忆过这段读书生涯，说那时头脑中装下的书，就像一个遍布灰尘的杂货摊，大部分是废铜烂铁，中间夹杂着几件名贵的古董。由于早年养成的读书习惯，他读书博而不精，喜欢东奔西窜，同时对很多东西感兴趣。或许这是他能钻研美学这一综合领域的原因。
二、桐中就读，修习古文
朱光潜“动笔”写文章，是从写日记开始的。父亲先告诉他哪件事可以记，怎么记，等朱光潜写好后，他就一边看一边改，并给儿子讲解为什么这么改。等日记能写几百字了，父亲又教他写经义，就是从五经中挑个句子，以此为题目写篇文章，有点类似议论文的写作。
举个例子，如果题目是“知耻近乎勇”，朱光潜就得说明知耻为什么近乎勇，就得解释什么是“耻”，什么是“勇”，而“近乎”两个字更是大有文章可做。朱光潜认为，写这类文章，你得说理，即便说的是歪理，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
所以经义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能把翻案文章写得独出心裁。典型的如王安石，他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总能充满理性的思辨。如唐朝诗人杜牧写《乌江亭》，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而王安石则反着来，说“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杜牧的诗写出了人们的常规心理，那就是视项羽为悲剧英雄，对其自刎惋惜不止。如果项羽当年渡过江东，卷土重来，天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王安石认为，项羽四面楚歌，其失败已成定局，纵然苟且逃生，也不会再有人为他卖命，自刎是其悲壮的落幕，但不值得惋惜。
朱光潜还教我们议论文的写法。开头要从大道理说起，逐渐引到本题，这就是“起”；再对本题进行发挥，这叫“承”，然后转到“但也有人说”，提出一个相反的议论，再把它驳倒，这是“转”，最后作一个结束“合”。所谓的“起承转合”，就是议论文的形式要求。
八股文虽然形式呆板，但仔细赏析，也有其独特的趣味。它的布置匀称完整，首尾条理线索分明，在窄狭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往往见出作者的匠心。好的八股文，相当于带着镣铐跳舞，形式与内容恰到好处，往往能写得惟妙惟肖、入情入理。
因为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朱光潜顺利地进入桐城中学读书。这所名校是晚清古文名家吴汝纶创办的，特别重视古文写作，用的课本就是曾国藩编著的《经史百家杂钞》。在这所学校里，做文章的风气的确很盛，考历史、地理可以写文章，考物理、化学还是可以写文章。
在这里，学生们的日常功课就是大声朗读、背诵，找语感，抓文章的气势和神韵。老师们认为，范文读多了，那套文章架子和腔调，甚至用字造句就成了肌肉记忆，一落笔文章的“骨力”、“神韵”就出来了，这时写出来的文章就是神来之笔。
朱光潜底子好，又有天分，他摹仿欧阳修写的文章，混到欧阳修的文集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分辨不出来了。老师们寄希望于他，希望他能接桐城古文一线之传。但谁能想到，这位穷乡僻野走出的孩子，最后能走向海外，成为中西合璧的大学者呢？
三、中西合璧，转向白话
从桐城中学毕业后，朱光潜教了半年的书，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因为家境穷困，最后他无奈考取了不收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这一年朱光潜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满怀希望地踏入大学校园，结果大失所望，这所学校的师资水平还不如桐城中学的老师呢。
正是这段不愉快的求学经历，让朱光潜意识到了趣味的重要性。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趣味过低，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嫌弃甚至厌恶的。幸好学校开了一门课叫文字学，让朱光潜规规矩矩地把一本《说文解字注》圈点了一遍，算是窥到了中国文字学的门径。
不久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四所高等师范院校招收了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留学深造。朱光潜抓住这个机会，从那种乌烟瘴气的学术研究氛围中跳了出去。他坦言，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可能他一辈子都是如孔乙己那样的“冬烘学究”。
对朱光潜来说，香港大学的求学经历相当于一种重新铸造。刚到香港的他懵懵懂懂，一身寒酸气，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而他看那些香港同学，也觉得人家“异样”。直到进行自我心理调整后，朱光潜开始学着“容忍”并欣赏异样的人，这一经历也让他在治学中受益匪浅。
朱光潜在房间挂上了“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指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指诚实、诚恳，不自欺，不欺人。勇指有勇气有志气，积极进取、勇往直前。
这四个字集中反映了朱光潜当年求学时的精神状态。他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广泛阅读西方文学、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诸学科的经典书籍，为日后学习文学、心理学和哲学，并最终涉足美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朱光潜进入港大读书没多久，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废文言倡白话运动。对于长年接受私塾教育的朱光潜来说，这是一次剧烈的冲击，就好像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一觉醒来别人告诉他变天了，他所有的钱都不值钱了。但朱光潜已经意识到，白话文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
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朱光潜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改用白话文写文章。他觉得自己就像裹小脚的人刚放开一样，一开始很不自在，但过了最初的不适后，越走越轻快。他发现原来用小脚走路的训练工夫，也不算完全白费。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两者各有所长，要想写的简练、含蓄，文言文好；要想写的生动、直率、切合现实生活，白话文更妙。朱光潜尝试着把两者结合起来，把文言的表达融入白话文里，文白杂糅，既简练含蓄又生动活泼。
朱光潜意识到，文化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字与词会有部分的新陈代谢，但决无全部的死亡。白话文也要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更好地着土生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教育界现在开始鼓励大家学古文，在老祖宗的文化遗产里汲取营养，寻找民族自豪感之根吧。
讲到这里，这一讲就结束了。我们讲到朱光潜从小在私塾中学习经义，又在桐城中学打好坚实的古文功底，最后在香港大学研习西方文化，并转向白话写作，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家。下一讲，我们就具体讲讲他是怎么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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