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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
内容简介：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
对才能和成就，以及谁应该得到高薪与社会尊重的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损害社会团结。这种思考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这种思考方式也给赢家带来了伤害：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同等机会下公平竞争，那么优胜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美国梦”所代表的理想，也是大多数现代社会认同的优绩至上主义的伦理核心。
然而桑德尔认为，昔日激励无数人奋斗的“美国梦”，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这种看似公平的成功观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这一现状阻碍了社会流动，助长阶级对立，侵蚀民主政治，最终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
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焦虑、抑郁情绪弥漫，自杀率不断上升。这本书想要探讨，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试读
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需要重新考虑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官僚执政方式。他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更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东西——近几十年来伴随不平等的加剧产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他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那些在新时代经济中遭受损害的人会觉得胜利者在蔑视他们？
阶层跃升的话语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本文来源于【chibeauty.top】关。
至少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36000美元，低于40年前的水平。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于后50%的人的收入总和还要多。[3]
但即使是这种不平等的爆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基于这一信念，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以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对因全球化和技术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
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强调这一口号，简直到了念咒的地步。共和党人中的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小布什）和马尔科·鲁比奥，以及民主党人中的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援引了这一口号。奥巴马特别喜欢这一口号的变体，这一口号取材于一首流行歌曲：“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在演讲和公开声明中运用这句话超过140次。[4]
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5]在加拿大、德国、丹麦和欧洲其他国家，摆脱贫困比在美国更容易。[6]
这与长期以来认为流动性是美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的信念不一致。美国人告诉自己，美国可以比欧洲国家的阶级社会更少地担心不平等，因为向上流动在这里是可能的。70%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只有35%的欧洲人这样认为。这种对流动性的信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慷慨。[7]
如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国家。向上流动的能力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获得教育、医疗和其他资源，而不是来自贫困的鞭策，这些资源让人们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并没有加快向上流动的速度，相反，不平等加剧让那些处于顶端的人能够巩固自己的优势，并将这些优势传给子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名牌大学消除了种族、宗教、性别和民族的入学障碍，此前，这些名牌大学只限于特权阶层的子弟入学。SAT的诞生源于这样一种承诺，即根据学业成绩而不是阶级和家庭出身来录取学生。但今天的优绩至上几乎已经变成了世袭贵族垄断。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尽管有慷慨的经济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8]
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
优绩至上的道德准则
优绩至上的问题不仅在于实践达不到理想。如果问题所在是实践未能达到理想，那么解决办法就在于实现机会的完全平等，在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无论人们生活的起点多么低，他们都可以向上流动到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即使优绩至上的原则得到完满的实现，这样的社会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是否令人满意，也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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