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刚过去的七一建党节,中国共产党迎来102岁生日。近代以来,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就一直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带领人民走向自由和富强为己任。

而要走向富强,就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需要保持进取。而个人保持进取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就是读书。这是进步的不竭源泉和永恒动力。习总书记多次提到读书的重要性,他还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有书君精选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近现代历史人文书籍,让我们以史为鉴,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

《为什么是中国》:近代中国为何落后?

提到中国的近代史,几乎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写照。在《为什么是中国》一书中,作者反而给大家抛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在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比如我们经常讲的四大发明,但为什么科学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人,正是百年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这个被学术界频繁讨论的“李约瑟之问”,属实戳到了中国人的痛处。看似是在问科学、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实则牵扯到我们所面临的历史局势。

追溯到上世纪初,孙中山是怎样形容中国的?“四万万中国人,不过一盘散沙而已。”好在有一批人敢站出来,在救亡路上前行奋进。细数中国近代以来为了摆脱衰亡,中国也曾历经各种选择。

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想让基督教接上地气,却最终因为水土不服宣告失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位大臣在之后推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结果呢?功夫没学到家,一到实战全歇菜。而后康有为、梁启超站出来立志从制度改革入手,最后共和没搞成,造成了军阀混战、风雨飘摇的局面。五四运动又提出了抛弃思想文化、摒弃孔孟之道,现在看来这种找替罪羊的方式盲目又可笑。

我们今天讲这些前人,丝毫没有否定他们的意思。他们都在探索中,努力寻找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从洪秀全到五四运动的先驱都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有缺点,也有错误,但他们都是探索者。没有他们探索失败的教训,就没有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

正如书中所写,“如果没有这一代代人前仆后继,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着。”记得金一南讲过,“真正的大国是能给国民带来尊严和自由的。”前人的步步努力虽说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但没有他们这股不服输的精神,我们也不可能赢得中国人该有的民族自尊。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想要重塑新生,必定要在破茧前经历众多磨难。

当我们终于摆脱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想要光彩地站上世界舞台时,迎来的却是西方世界的不懈与打压。如果说哪一场历史战争最能证明我们的实力与决心,诠释中国人的精神,就不得不提到上甘岭。

当时指挥进攻上甘岭的美军将领范佛里特,是典型的火力制胜论者。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攻势,我军正面全部被摧毁。智慧是被敌人激发来的,为了抵抗强火力攻击,我们只得在反斜面挖坑道,美军炮火一停,我们便从坑道里出来,把冲锋的人打下去。

可想而知,这种拉锯坑道作战在当时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给养。我们好不容易把萝卜送进坑道,却发现吃着烧心。于是志愿军党委把所有经费拿出来,在平壤采购了两万多个苹果。然而一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没有一篓苹果被完整送进坑道,送果员全部牺牲。只有一个弹药员在滚进坑道之前,看到满地滚的都是苹果,随手抓住一个,往怀里一揣,滚了进去。一个苹果由指挥员、战斗员、伤员传过来传过去,你啃一小口,我啃一小口,谁都不敢啃多了。我们的将士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作战,靠着必胜的信念顽强抵抗着。

许多人看事情只重结果,不看过程。西方人没有料想到中国崛起的信心如此坚定,更不会知道在此之前我们经过了多少沉沦的岁月,而这背后又是多少代人流血牺牲奋斗才换来的结果。

早在上甘岭战役之前,一批批革命先烈就曾奋勇抗敌、为国捐躯。民族英雄杨靖宇当时困难到什么程度,五天五夜没能吃饭,被人围追堵截到山上。但就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下,他也不出卖自己的信仰。在解剖遗体时围捕他的岸谷隆一郎发现他的胃里全是草根、树皮、棉絮,这在当时对于敌人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英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号召,也是一个民族的图腾,同时他也使得其他民族对你感到敬畏。而这种感召和传承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必定有些人是支撑民族的脊梁,必定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些人可以成为民族的肌肉,有的人则成为赘肉、成为负担,但有些人成为脊梁骨中的钙质。牺牲者虽然隐没在历史的帷幕后面已经消逝,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力量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钙质,支撑着民族的脊梁,让我们不再倒下。

如今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民族复兴”这四个大字。究竟什么叫“民族复兴”?就像金一南所说:“绝不仅是我们腰包里揣满了钱,物质极其富有了,就开始复兴了。”这跟你的精神素质,你的文化养育,你的价值传承一脉相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我们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前,最不该忘记的就是民族与时代所汇聚的这股精神。

《中国震撼》:文明型国家

讲到复兴,近年很多声音都认为中国正在向世界展示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令西方在震惊的同时十分忌惮。

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作者却认为西方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这里咱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词:“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是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融为一体的国家。

那什么是“民族国家”,什么是“文明国家”呢?

我们先说“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就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所以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经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演变成恶,近代发生的无数战争大都肇始于此。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而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

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的中国所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

好,说完了什么是“民族国家”,我们再说说什么是“文明国家”。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

其实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前,作为一个“文明形态的国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形态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是“文明国家”,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

刚才我们说“文明型国家”是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融为一体的国家。那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呢?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具有民族国家强大的凝聚力。但中国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作者认为,“文明型国家”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明型国家”意味着中国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中国更像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则更像一个小号手、小提琴手或者一个室内管弦乐队。人数不同,乐器不同,曲目不同,传承不同,指挥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国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与众不同。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和西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比如,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银、铜、铁、锡、铝。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掌握两万个词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强的语言之一。

以“求同”的这种智慧和理念来处理问题,不论是国内地区间的矛盾、企业间的矛盾、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是国际间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效果都会比较好。反之,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的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以西方所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具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是指: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是中国崛起的优势,比如:因为我们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这意味着中国只要改变自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

这些独特之处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全世界都是好事。这也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带给全世界的意义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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