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旁观者,思考自己的事情

今天,我们来聊聊“观他人之事”这件事。

前言

诗人顾城在《一代人》这首诗里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用眼睛看到无数的故事,或喜或悲,大大小小的故事交织,便构成了一本多彩的画册。

而想更好观他人之事,了解他人,莫过于去读一本传记。特别是那些需要作家坦诚打开自身的自传类写作,他们灼烧心血把平生娓娓道来,把丰沛的敏感都倾注笔端,在一次次文字的摆渡中抵达自身,教会我们要学会“观他人之事,思己之过”。

现在呢,我们就来读几本作家传记,带你环游他们的思想沃野。

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呐喊

在《我与地坛》中,作者史铁生和其他拥有无数文学头衔的作家不太一样,他不光连大学都没上过,而且命运还残忍地夺去了他的双腿,使他再也感受不到土地的温度和奔跑的热度,可正是这样的他,却用文字编织成生命,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他曾这样形容生死:“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事实的时候,就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在他双腿残疾而且还找不到工作和生活目标的那段日子里,他和家附近的地坛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写这本书的15年间,”就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刚开始他只是把地坛当作逃避真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后来他开始拿起纸和笔,寥寥地写着他在地坛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自己母亲的怀念和对年少记忆的追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沧桑的古园里获得了某种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其中更多的还是抒发自己对于命运和生死问题的感悟。在搬家离开地坛之后,他慢慢发现,虽然他已不在地坛,但是地坛在他身上留下的岁月烙印却久久都无法冲淡。

如果没有被病痛缠身终日思考生命的21岁男孩,也就没有日后的作家史铁生,他说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是写作却是为了活着。写作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活里,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

有人说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的冷漠,但是在史铁生眼里,爱的对立面既不是恨也不是冷漠,而是上帝洒在人间的疾苦。在他生病的期间,他终日躲在地坛里,躲在茂盛的参天大树下,那时他刚刚拿了厚厚的一沓稿纸想要开始写东西,他观察每个在地坛里行走的人。他们或是偶然闯入,或是每天都有规律的来散步,其中不光有饮酒的老者,还有下班回家穿过园子抄近道的青年女子,还有一个是史铁生的朋友,他叫他长跑者。

这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长跑家,但是因为文革期间出言不慎所以坐了几年牢,出来后他经常在院子里长跑,并且计时,每次他都要在园子中跑二十圈,也就是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的解放。第一年他在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摆到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又开始继续长跑。第二次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橱窗里这次却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有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但是橱窗里只有一副环城赛群众的照片。

命运常常就是这么捉弄人的,长跑者的信心轰然倒塌,那些年他在园子里就这样认识了同样不太走运的史铁生,他们两个一直呆到天黑,一起开怀痛骂,骂完在接着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在相互叮嘱着说:“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就这样两个人相约着又度过了短短几个秋。在长跑者最后一次参加环球赛的时候,他以三十八岁的高龄又得了第一并且破了纪录,有一名专业教练遗憾地对他说:“要是早在十年前发现他就好了。”史铁生苦笑着,没有讲话。后来长跑者和他的妻子搬走了,寂寥又空旷的园子里没了他跑步的身影。

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

而除了史铁生,还有一个深受大家喜爱作家王小波,他也写过一本自传叫《我的精神家园》。

为什么在不同年代都有这么多的人喜爱王小波?青年作家蒋方舟曾经给过这样的解释:王小波影响最大的是 60、70 后,他向炸弹炸开,沉默的话语让 60、 70 后发现,原来我可以这样说话,可以拥有自由的灵魂。而时过境迁之后,王小波对于 80、90 甚至 00 后的意义在于,他选择了思维的路。

是的,王小波以他特有的方式启迪我们要学会思考,不能将自己的脑袋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而这正是无论哪个时代都不会被淘汰的真理。蒋方舟所讲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王小波的作品为什么会历久弥新,长寿不衰。

而令人震惊的是,王小波在书中花长篇讲述了自己不喜欢当时的国产电影和来自好莱坞的大片?这是为什么呢?王小波在美国的时候曾经看过上千部电影,见多识广,对影视作品自有他的评判标准,这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同时代人们的见识的。首先,那个时候人们评价一部影视作品,想要从道德高度出发,得出一个主旨,王小波对这种做法极其反感。上世纪 70 年代,巴黎歌剧院到北京表演《茶花女》,有些观众说女主角是个妓女,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两个凑起来就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结果就是演一场歌剧,演员累个半死,观众只看到了卖淫嫖娼人员。

到了 90 年代,《廊桥遗梦》被引入中国,相似的一幕又上演了,观众看后争论不休。有的说这部小说是在宣扬婚外恋的,所以该批判。也有人说这部小说恰恰是在否定婚外恋的,不该批判,结果争来争去,廊桥遗梦就和婚外恋绑定在了一起。隔了十几年,中国的观众对电影的评价依然留在对作品进行道德评价上,这让王小波很是反感。

他说,这和小时候那个缺心眼的小伙伴一个水平,原来那个鼻涕经常流过河的小伙伴,每次见了大公鸡踩蛋都要捡起石头狂追不已,因为他要坚决制止公鸡耍流氓。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敏感度达到了这个高度,除了闹到鸡犬不宁,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

而一个社会,倘若理学当道,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结果会是怎样?清朝笔记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才子,看到一对蚂蚱在交尾,忽然从草丛里跳出了一只花里胡哨的癞蛤蟆,一口把两个蚂蚱都吃了。才子大惊失色,如梦方醒,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奸近杀。

这个奸近杀,我们给通俗点解释一下,就等于说这两只蚂蚱在篱笆底下偷情,是两个堕落分子。而那只黄里透绿、肥硕无比的癞蛤蟆,却是个道德上的义士,看到这桩奸情,他跳出来给他们一点惩罚,把他们吃了,寓意是好的,但癞蛤蟆吃蚂着居然是为了惩戒男盗女娼,实在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只是才子们道德上的极度敏感,没能避免大清国亡国的命运,这实在是值得人深思。

非要把自然现象、有趣的故事放到道不道德的立场上批判一番,是当时中国人的通病。而在王小波心中,道德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它只能解决好与坏,不能解决对与错。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就要凌驾在别人之上,到处指手画脚,这不但不科学,而且令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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